權力至上——評《鄧小平與中國的轉變》

耽書成癖

梁振英當特首,這真是一個有趣的香港政治現象:民望不高,政績不清楚,又被指打壓人權與言論自由,讓人懼怕,卻又讓人期待的政治強人。我一直在想,「政治強人」四字套在梁振英身上是什麼意思?除了他身後拖著長長的中共陰影(即所謂「地下黨」身分)之外,應該還有什麼的,是中國的薄熙來還是俄國的普京?

梁先生應該不會喜歡薄熙來或普京,鄧小平則合他心意。競選期間,何俊仁翻出梁說過的一段話。前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梁振英評論說,獲獎的該是鄧小平,因為,他的經濟改革,讓許多中國人脫貧,他的開放政策及外交,也協助終結曾劍拔弩張的冷戰關係,走向和平。

大國崛起的強勢論述

不同演繹,類似觀點,我們在不少對鄧小平的評價中看到,也屬大國崛起的強勢論述的一部分,不單是中國人的家事,甚至獲得全球唱 和,去年傅高義(Ezra Vogel)出版的《鄧小平與中國的轉變》(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是為一例。我沒有機會訪問梁振英,但不妨讀一下同樣高度讚揚鄧小平的近作,去分析一下這種強勢意識形態。

傅對鄧小平的高度評價,在書的前後已明言了,「還有哪位20世紀領袖比鄧小平為那麼多人改善生活做過更多?還有誰在20世紀對世界歷史帶來如此深遠 及偉大的影響?」值得注意的,不單是傅高義對鄧的讚譽。未讀此書之前,讀過不少書介及評論,以為此書必定對鄧的過去多作剪裁。可是,平心而論,這部900 多頁的書,基本上沒有遺漏多少鄧小平的生平事舻及事業階段,即使是不光采的過去與污點,包括1957年的「反右運動」整肅知識分子,以及1989年下令開 槍鎮壓北京學生,也有提及。傅的問題主要不是隱惡揚善,而是他的歷史敘述與評價是分離的,讓人看起來是不大相干的。全書予人感覺是,書的開首與結尾的讚詞 一早已寫好,然後再堆砌出中間的幾百頁歷史部分(是否由研究助理代勞?),與結論連不上關係。

政治生涯曲折離奇

對一個人的評價,總是基於他/她的過去,傅卻一反這種常識,做到了歷史記憶與評價的分離。傅是一位喜歡為亞洲政權打氣的洋學者,他寫過《日本第一》,寫過許多為中國經濟改革打氣的書,還編過了一本研究韓國軍事獨裁者朴正熙的書,然而,他的觀點與位置也與不少香港建制派接近。身在香港與西方的人,抹去與審查歷史近乎不可能,正如梁振英所說,市民對六四都「有共同經歷,感受深刻」,可是,深刻的經歷,並不干擾當下的認知與道德判斷,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空間安放偉大領袖與大國雄心。

鄧小平的政治生涯曲折離奇,所下的決定以及他的命途,無論在內政或外交方面,存在眾多歷史爭議空間,以至道德評價,可是,這些都似乎不是傅高義所感興趣的。例如,1950年代,毛澤東派鄧小平主持「反右運動」,涉及50多萬的右派,書中竟然只有寥寥數語。鄧小平曾獲毛澤東如此重用,是否說明鄧與毛的想法相當接近?在我看來,黨不能容忍黨外知識分子及民主黨派的批評及獨立聲音,要掃除任何阻礙黨建與領導的障礙,正是他們共同擁有的「黨性」。

傅的歷史敘事幾乎沒有鑽進任何值得探討的黨史問題,鄧小平的「三上三落」恍如個人戲劇,因此,他竟然可以把鄧小平出生1904年至1969年歸為一 章,內有30年代相當短暫的一次下台與上台,後面的每一章,卻不成比例地細緻,有時幾年光景,卻又可以分成許多章,大概是為了突出偉大領袖的起跌。而且,在敘事中涉及鄧小平的性格、黨內位置、政治形勢等等,卻在粗疏敘事中輕易帶過。不妨舉一個例子,大躍進後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傅指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把大躍進、人民公社及大饑荒都推到毛澤東身上,成為後來1966年文革的 導火線,鄧小平成為繼劉之後第二號走資當權派及修正主義者被打倒。傅的說法不能說全錯,卻粗陋得很,毛病很多。七千人大會中,劉只是承認黨有錯誤,卻沒有 推卸給毛,而且,還和應毛對彭德懷(最早批評大躍進的高層幹部)的批判,誣陷他為「裏通外國」。至於劉少奇與鄧小平如何在1962年之後漸漸成為毛的敵 人,而鄧又竟能保存性命,還有日後的重新上台機會,這說明了鄧個人以至他在中共中的位置的特殊,卻不是傅的關心所在。

這是一種什麼代價的發展?

傅的歷史敘述最特別的地方,是對鄧的政治決定所帶來的後果,沒有細緻分析,只籠統地納入他對鄧的讚譽之中,梁振英實在可以考慮招攬傅教授當顧問。例如, 傅雖不至於認為,讓八九年的學生成功爭取自由民主,會令中國大亂。但他說,我們不知道後果如何,但卻知道往後的20年,中國有穩定而又高速的經濟發展。至於這是一種什麼代價的發展,以及怎樣的政治體制與社會結構,似乎都跟鄧無關,更跟傅無關。

既然梁振英認為鄧對和平有功,值得多提書中一點。就是傅對鄧所發動的1979年中越戰爭,他稱為「蘇聯─越南的威脅」(中國官方稱之為「中越邊境反擊 戰」),而且,他指出該場戰爭一方面打消了蘇聯結盟越南在東南亞圍堵中國的企圖,也為中美關係與冷戰結束鋪平了道路(代美國教訓越南?)。這正是美國基辛 格(Henry Kissinger)的觀點。可是,這觀點正掩飾了鄧小平在國際政治上的暴力與無理。

「毫不面紅的奉承」

著名的歐美新左派知識分子及歷史學家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寫了一篇精彩的書評,他批評此書為「毫不面紅的奉承」(unabashed adulation)之作。我覺得書評中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他指出傅對鄧小平在中越戰爭的殘暴與無理視若無睹。一場只打了不足1個月的戰爭,動員了45萬 軍人(等於韓戰的規模),卻在一個異常狹小的地區中「反擊」一個兵力弱小的國家。帶來的是10萬以上的平民喪生,以及雙方加起來6萬軍人的陣亡。而且,整 場戰爭的其中一個因素,是鄧小平所領導的中共,對殺人如麻的赤柬波爾布特政權多次的支援,延續了這個暴君的政治生命。事實上,要解決蘇聯的威脅,以至回應 所謂越南排華與越軍佔領南沙群島,事後看來,戰爭是絕無必要。1982年,中越戰爭後不足3年,中蘇關係便緩和了,戈爾巴喬夫於1989年甚至到訪中國, 而蘇聯也在1991年瓦解。

安德森恥笑傅的觀點不純是美國觀點,還是「中美觀點」(Sino-Americana),是中美當權者的強勢視野。這種視野中,看不到鄧小平的暴 力、黨性、複雜的人格、政治位置與舉動。可悲的是,這本不合格的鄧小平傳奇,正代表了一種有普遍性的權力至上的想法:只要掌控了權力,開出了太平盛世,便是偉大領袖。而上位者的權力觀,隱含著庶民的犬儒:我不管他幹了多少壞事,皆只屬過去,只有你們這些自由派、民主派還念茲在茲,我只關心當下與未來的福祉,而掌握 了當下與未來的,當年是鄧小平同志,今天是他的跟隨者,我們的候任梁振英同志一定認為,他便是其中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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