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中国:“科学发展”的困境

2010年的中国:“科学发展”的困境

吴国光

Original version in English.

提要:2010年的中国沿着两条不同的轨道行进:一条是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另一条是社会不满持续高涨。两者都证明政府推动所谓“科学发展”或者平衡发展的努力失败了。“中国模式”的政治幻想开始破灭,中国外交也遭遇多种挫败。

关键词:中国,2010年,“科学发展”,社会矛盾,“中国模式”

作者简介: 吴国光,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历史系教授、中国研究和亚太关系讲座教授。电子邮箱:wug@uvic.ca

2010年的中国走在两条不同的、而且方向相反的轨道上。在一条轨道上,中国保持着令人目炫的高速经济增长,这并激发了民族自豪感,其中举办上海世博会便是一例。国民生产总值在上半年增长了11.1%,使得中国得以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这是一个引起全球瞩目的里程碑。

这些发展,帮助中国政府强化了其政治压制的能力。然而,在政治和社会这条轨道上,中国的旅程却大多是不平坦的。这条轨道显示了另一个中国:在这个中国,社会矛盾把这个国家分裂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有权有势者,他们欢呼和享受着中国的成就;另一部分则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权无势者,他们在遭受并反抗着物质和社会的双重贫困。此外,生态灾难常常摧毁这些贫苦人们改善生活的最后希望。在2010年,这样的灾难包括:春季的西南地区干旱和华北及东北地区的严寒,两者皆大大破坏了农民对好收成的期盼;夏季的洪水超过历史记录,淹没了全国大部分地区;西北地区的舟曲,则有泥石流灾难,使至少1481人丧生。 在这条轨道上,中国面对巨大的挑战乃至惨淡的未来。

2010年的中国故事并不仅仅简单地是同一片天空下存在的光明和黑暗两面,经济发展和社会困境两条轨道之间的交互联系比正负二分法要复杂得多。从社会方面看,那些从中国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国际认可中获利最多的群体,对于光明面的贡献,一点儿也不比那些分享不到这些东西的群体所贡献得多。相反,他们对权力和特权的滥用,往往正是造成社会冲突和生态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政治上看,那套能够有效地促进繁荣和保持稳定的制度,在应对那些困扰老百姓的种种问题时,却奇怪地并且具有讽刺意味地变得软弱无力。而这些问题,又反过来成为当局的借口,迫切要求更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更为严厉的社会控制。

这种存在于不同的中国群体之间的看似矛盾的关系,也同样体现在经济领域——尽管这个领域是中国展示其强大力量和所谓体制优越性的门面所在。政府为应付经济下滑所不断增加的投资,开始挤压私营企业,而后者本来是中国强劲经济发展的动力。几十年来,发展经济一直是所有社会群体的中国人所努力争取的共同目标,然而,在这个目标获取巨大进展的时候,许多人成了其成功的牺牲品。

当然,中共领导人注意到了这些困扰中国长期利益的问题。胡锦涛政权的一个招牌性口号,就是所谓以“科学发展观”来建立所谓和谐社会,这是胡在2002年秋就任党的总书记之后马上就正式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跟科学本身无关,它期望用“科学的”或者更好的方法来发展经济。八年之后,有力的证据表明:在今天的中国现状中,在如此强劲的发展势头之下,“科学”因素根本起不到改善发展的作用。这里,一个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在物质建设中所取得的国内和国际成就,其本身正是众多民众苦难的根源。在中国,经济发展依然是与社会和谐相对立的。这种紧张关系,给中国制造了经济、社会、政治、乃至国际关系领域的一系列困境。

经济困境:从财富的国家垄断到公民共享的繁荣?

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反复强调,中国经济宏观管理中的“两难选择”在不断增加。 在这些所谓两难选择之中,居于中心的是这样一个挑战:经济发展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的同时,还要维持高速增长。2009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2010年的经济工作重点,是所谓“调结构,促转变,扩内需,反通胀。 为实现这些相互冲突的目标所要做出的必要权衡,其难度之大,让温新年伊始就把2010年称作中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他曾经将2008年描述为“最困难的一年”,又把2009年说成“新世纪最困难的一年”。

既要刺激经济增长,又要控制通货膨胀,这个困境是2010年中国面对的一个紧迫问题。整个这一年里,各种报道都看到了消费品价格的大大升高。比如说,六月份本来应该是蔬菜供应充足的季节,但是,据官方媒体报道,北京的蔬菜价格比上年六月上涨了23%。 这一趋势持续了整个夏季,到了八月份时,中国官方在香港主办的一个媒体机构警告:北京的蔬菜已经和香港的一样贵了。 然而,香港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世界概况”2009年的统计数字,那里的居民享有人均42,800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其等值购买力(PPP)位居全世界第15位。而中国则处于第128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6,600美元。 根据九月份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官方数字,八月份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了3.5%,其中食品价格飞涨,涨幅达7.5%。奇怪的是,农村地区的通胀程度超过城市地区。 此外,尽管中央政府持续出手试图打压不断攀升的房地产价格,房价依然上涨了4.4%,远高于通胀平均指数。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还一直否认有通货膨胀出现,直到十一月份才突然发现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行动来对付这个猖獗的问题。

消费品价格的上涨虽然极大地影响了普通百姓的生活,但它仅仅是更为深层的经济问题的一种表征而已。更大的困难在于国家巨大的实际财政收入和希望刺激普通百姓消费的政策相互之间的矛盾。再一个经济困境,则是国有企业最近的迅速扩张与促进民营企业发展这一长远战略之间的相互对立。这两个困境,都反映了一个两难问题,那就是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努力和实现通过消费来驱动发展这一新路径相互之间的矛盾关系。从本质上讲,这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政府,还是公民,应该获取中国不断增长的财富的主要份额呢?统计显示,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无论是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还是其绝对值,都在迅速增加。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的一项报告,政府财政收入现在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2.2%,其总额则从1998年的1.73万亿人民币增加到2009年的10万多亿人民币,11年间增加了将近六倍。

与此同时,国有企业迅速扩张,而民营企业却在萎缩(舆论称之为“国进民退”)。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资料,中央直属国有企业(称为“央企”)的总资产,从2002年的7.13万亿人民币,到2009年飙升到21万亿人民币。这就是说,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七年时间里,央企资产增加三倍。 围绕这一现象的辩论,2009年就开始了。

这就是所谓“科学发展观”的自相矛盾所在:在口头上,它旨在促进均衡发展,但在实践中,国有财富和民众财富之间的不均衡却在持续增加。2010年10月中旬的中央全会采取了“更有力的政策措施”,要将财富转移给民众。国家主席、同时也是党的总书记的胡锦涛,提出了“包容性发展”来界定他所说的“科学发展”的“科学”是什么意思。然而,就在中央委员会开会的同一天,国家财政部透露,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在2010年的头9个月里,增加了22.4%。 看来,观察者必须慎重考虑是相信修辞还是相信数据,因为这两者勾勒出非常不同的中国景象。

总之,因为中国政府采取了投入巨大政府投资来走出2008年以来的经济衰退,2010年的中国经济为此付出了结构和战略的代价。在中国的重回繁荣的经济中,昨天的救治措施同时造成了今天乃至明天的麻烦。那些措施导致了通货膨胀,从而不可避免地减缓了可能转向消费驱动发展之路的势头。那些救治办法并且增大了国有企业的分量,同时挤压民营企业——30年来中国一直在努力走向减少国家对财产和经济活动的控制,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里程碑式的逆转。同时,政府扩大投资以刺激经济的那些做法,也为与政府有关联的精英们提供了腐败的巨大资源和机会,使他们更加相信现有的依赖投资发展的道路才最为符合他们的利益。

社会冲突和生态灾难:支付经济发展的非经济赤字

在巨大的政府财政收入和国有资产背后,毫无疑问,是掌握在党国官僚们和那些与他们有良好关系的人们的权势之手中的既得利益。正是这些人,构成了现政权的骨干。这些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中国顶端10%的最富有家庭,其收入是那些最低端的10%、也即最为贫穷的家庭的收入的65倍。 因此,在2010年,中国经历了不断增多的社会冲突。国家动用了大量资源来加强社会控制,以防止所谓的“群体性事件”,即群众发起的集体抗议。比如说,在新疆(2009年那里爆发了种族骚乱),政府的公安预算激增,警察工资比政府其他部门的同级公务员调高30%。 社会不满因此寻找不同的表达渠道,呈扩散态势并且更加具有破坏性。晚春时节,横跨全国地发生了一系列相互并无直接关联的杀害无辜学童事件,100多名幼儿园儿童和小学生在校园内被杀或被严重伤害。 杀人者大多处于贫困状态,据报道多是对当地政府有难以化解的愤恨,并转而把他们的愤怒发泄到了最弱小和最无辜的人身上。

另外一些充满愤恨的人选择自杀,他们感觉自己被经济奴役和社会不公所压垮。在三月到五月这段发生上述屠杀学生事件的同时,据报道,在深圳的一家工厂发生了一系列自杀事件。在这个位居中国最发达地区之一的工业化都市,13名富士康员工以从高楼跳下等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因为中国媒体被政府严格控制,外界并不清楚为什么这些悲剧会以如此惊人的频率发生。不过,有限的信息清楚地表明,恶劣的工作环境、老板对员工的非人对待、以及生活的绝望等,导致了这些年轻流动工人选择死亡。

此外还有很多人,则选择通过抗议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尽管这方面的国家统计数据无法获得,但一些地方报道却透露了一些工人抗议的信息。这类抗议严重挑战中国赖以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一个优势,那就是廉价劳动力。一个例子来自东北辽宁省的沿海城市大连,那里的开发区聚集了大量外商投资。据具有官方背景的开发区总工会的主席苗凤仁介绍,2010年5月到8月,罢工高潮在这里蔓延到了73家企业,有大约七万名工人参加。 非官方的消息来源报道,在2010年,罢工的发生频率和参加人数都比此前大幅度增加,主要是要围绕工资问题。总的来说,劳资对抗在上升,特别是在多年来外商集中投资并由此吸引了大量廉价劳工的沿海地带。

民众和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土地纠纷是造成这种紧张的最突出的原因之一。此类纠纷往往涉及当地干部的腐败和滥用公权。从更为广阔的角度看,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是社会紧张的核心;公众普遍相信,富人致富不是因为他们的才能或辛勤劳动,而是因为他们不合法地利用了公共权力。即使是像4月14日青海玉树地震和8月7日甘肃舟曲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普通百姓也相信它们很大程度上是严重的人祸,而不是单纯的天灾。这些想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有足够的证据显示,环境恶化、无知而又无力的政府管治,和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导致或促发了这类灾害的发生。根据中央政府权威部门的数据,2010年是过去十年中地质灾害发生频率最高的一年,头6个月发生的灾害数量比2009年同期增加了10倍。 就在舟曲泥石流发生之后,中央政府发现,全国至少有16,000个地方可能发生类似的灾害。 这两份报告都认为,无节制的经济发展和失序的城市化进程,是导致问题的重要因素。为促进经济繁荣,中国已经付出了物质、社会、环境和道德的巨大代价;现在她不得不开始偿还。显然,要清还这笔债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幻觉破灭的政治:精英分化、国家与社会对抗、及权力巩固

随着社会矛盾上升、环境灾害频发、以及后面将要讨论的与国际趋势脱节,经过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兴奋和2009年的国庆六十周年庆典,2010年似乎昭示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感受到了幻想的破灭。这个国家出现了严重分裂的精神状态:一些人因为所谓“中国模式”的成就而眼花缭乱,另外一些人则聚焦在民族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上。2010年的一个新现象就是,在表层之下,人们的幻想破灭感日益强烈,自我崇拜开始招来轻蔑——我们后面的讨论中会提出这样说的证据。可以说,有一种不妨称之为“奥运后的郁闷”正在迅速蔓延开来。甚至对于受到欢呼的“中国的崛起”,质疑也开始出现。

对于“中国模式”的一个新的批评声音,来自于意料之外的“不同政见者”,即所谓“太子党”的一些领军人物。“太子党”是一个松散定义的词汇,往往是指那些老一辈共产党革命家的后代。这种声音现在公开赞扬“普世价值”,即冷战结束以来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世界的西方主流价值。有些“太子党”人也在鼓吹“民主改革”。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将军几年前的一个讲话被重新发表;他预测,十年之内中国将不得不面临“民主化转型”。 一个较少被注意但是同样重要的声音来自秦晓。他发表了一些著作,其中包括他在清华大学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严厉批评了“中国模式”并热情赞扬了工业化民主国家所实行的“普世价值”。 秦晓刚刚从国企部门中国招商局的部长级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职位退休,他的诸多资历给他的观点增加了份量:六十年代中期,秦作为一名高中生,曾是反对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的“太子党”的一位主要领袖;然后,当老革命家们重返毛之后的权力中心时,他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的秘书。秦还具有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目前,他已经在香港注册了一个智库性质的基金会,并不掩饰他退休后的事业计划。这个计划本身还相当模糊,就是以超越经济现代化的所谓“现代性”来引导中国的社会转型。

总理温家宝当然是当今中国领导层之中鼓吹政治改革最多的人。在他常常泪流满面地探访灾区、边远地区和贫困村庄的同时,温家宝通过公开赞扬前党总书记胡耀邦等途径,展示出对自由和民主的热情。我们知道,胡的去世引发了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抗议。在深圳经济特区庆祝三十周年时,温甚至宣称,不搞政治改革,死路一条。 在接受CCN主持人法瑞德扎卡瑞(Fareed Zakaria)的采访时,温家宝说他要为自由和民主而奋斗,“死而后已”。

但是,中国的社会批评家们对此的反应非常不同:许多人赞赏温家宝的决心,或者至少是良好愿望,但更多的人把他说成“中国影帝”,认为他只是在为他的个人声望和他的政府的国际形象表演公关游戏。无论是哪种情况,不管是从“太子党”那里还是从现任总理那里,都没有信号显示目前的领导层有进行政治改革的任何可能性。他们所发出的信号,只是增加了一些证据,表明即使是精英和高级领导人也对中国下一步的选择抱持不同意见。

党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没有显示出任何意思会支持温家宝关于政治改革的意见。胡锦涛主要忙于三条战线上的权力斗争,即:社会控制,权力基础的加强,和对外关系。关于第一个任务,他继续依赖意识形态控制和政治压制来对付自发的社会不安。在2010年,胡试图开展文化领域里的所谓“反三俗”运动,把意识形态控制的努力提升到了类似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和邓小平的“反对精神污染”的高度。 然而,这项运动被证明是短命的;用党的那套价值观念来约束日益多元化的文化活动,这在今日已经是几乎不可能的了。

更为有效的对于公民自由的强力限制,是在充足财政资源的支持下,使用高科技手段来实现的。比如说,前几年警方实现了对于主要城市的所有出租车的监听,而在2010年这项措施扩展到了二线和三线城市,类似合肥、南昌、包头、枣庄这类城市的出租车也都被要求装上电子监控系统,这样警察就能随时监听车内的谈话。根据媒体报道,在安徽省芜湖市,到十月中旬为止,所有3,024辆出租车,都要由政府财政出资来装上警方的监控设备,尽管一些司机抱怨隐私受到侵犯。 安装的借口当然是增加司机的安全,但是社会控制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大量证据显示,中国当局正在为大规模社会危机的出现预做准备,在把政府对付公民抗议的各种手段合法化。9月份,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布一项条令,可以在“社会突发事件”中切断电信通讯。之后一个月,四川省人大常委会甚至提出一项法案,要赋予地方政府权力以“为了应对社会事件而没收私人财产”。

对胡锦涛来说,最重要的工作,恐怕还是设法在党的权力阶层中扩展自己的权力基础。两年之内将要举行下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权力交替和人事改组的关键时刻到来之前,胡主席在竭力提高自己与其他领导人讨价还价的力量。在2009年的下半年和2010年,胡采取了一个战略行动,把自己的一些亲信提拔为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从而使他能够对再下一波的权力交接施加影响。他需要迅速行动,因为他的既定接班人、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已经在2010年10月进入中央军委,而这是习在2012年接替胡成为党魁的关键一步——胡锦涛当然不希望自己因此被看成一只跛脚鸭。

外交关系恶化:自我毁灭的中国傲慢

在外交阵线上,胡锦涛在四个月内两次会见北韩独裁者金正日。实行家族统治的北韩金氏父子,是来寻求北京的支持的。但是,除了跟朝鲜的关系保持热络之外,2010年可以说是中国近几年来外交表现最为糟糕的一年。总体来说,中国继续享受着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能够和世界各国保持比较稳定的关系。但是,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比2009年多得多、性质也严重得多的麻烦事情。这主要涉及三个方面:(1)中国与美国、日本等重要大国之间的关系;(2)北京与国际资本的无声同盟;(3)中国在各国合作以改善全球治理这一方面的国际形象。

中国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充满争议的表现可以被视为一个转折点。主要工业国家似乎都开始意识到了中国在处理全球暖化和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不合作态度,他们的领导人开始重新评估中国的崛起对人类社会的生存条件所引起的复杂影响。接着发生了北京政权与谷歌公司之间围绕互联网审查的斗争,迫使这家网络搜索巨头撤出中国市场。这件事情凸显了中国所取得的物质进步是以牺牲公民自由为代价的。谷歌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呼吁国际社会把对中国侵犯人权的关注作为“头等大事”, 这似乎显示北京赢得了一场战斗但却正在输掉整个战争。十月份,诺贝尔奖委员会决定把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中国异议领袖、“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刘晓波。“零八宪章”于2008年年底发布,呼吁以民主宪政来和平取代目前的中国政治制度。刘晓波因此在2009年12月被控以颠覆国家罪,被当局判处11年监禁。中国政府对于刘获得这个极具声望的认可而感到愤怒,但是,中国的异议人士和社会活动者们却受到鼓舞。他们从中看到一个重大的信号,那就是:国际社会在长期忽视中国的恶劣人权纪录之后,现在准备增加对北京的政治压力了。

当然,对很多人来说,还是金钱比道德更有力量。如同一则商业新闻报道所指出的,“虽然一家公司[谷歌]那样做了,一些美国政府官员也支持谷歌的做法,但是不大可能有很多公司都愿意向中国公开提出异议,毕竟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当时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谷歌的那些可能会淡化人权问题的商业竞争对手们,因为谷歌撤出中国而获得机遇。另一家网络搜索公司的编辑就说:“仅仅是形势对你[谷歌]不好,并不意味着对其他人也都不好。” 然而,这些人没有认识到,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投资环境总体来说正在日益恶化,因为很多非经济的因素而变得对“其他人”也都“不好”了——这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也包括中国公民的环境意识的觉醒。更主要的是,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对外国投资实行的那些优惠政策发生了变化。

很多精明的商界人士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他们的反应已经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注意。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的中国经济学家在九月份警告说,由于跨国公司的不满,导致了国际政治环境对中国不利。然而这位经济学家比中国领导人还是慢了一步,后者已经在须采取动作以敦促外国资本家恢复对中国的信心了。 这些领导人之中,包括习近平,他呼吁外国投资者增加与中国的合作,并承诺国际资本这样做将会“获得更宽广的空间和更丰厚的回报”。 还有温家宝,他也在9月天津举办的2010夏季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和10月的欧洲之行中发表了类似的观点。 中国官员抓住每一个机会,辩解说其实是外国投资者误解了中国的投资环境,中国还是依然青睐外国投资的。上述事态发展,当然不足以让中国与国际经济全球化相疏远,但是,支撑中国过去20多年发展的中国专制政权和国际商业之间的完美联盟,出现了裂缝。

中国的宣传原来一直吹捧中国是国际社会中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是,这在2010年出现了变化,政府掌控的中国媒体转而严厉批评那些要求中国在国际上负责任的论调是“外国阴谋”。 在这些被看作是“阴谋”的东西中,突出的是外国对于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特别是美国,作为中国的主要国际贸易伙伴,要求提高人民币汇率,以改善其巨额贸易逆差。中国政府则担心升值会对其出口能力产生负面影响,而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来源。根据温家宝总理所述,许多中国出口企业只有2%-3%的利润,如果汇率上升,这些企业就会倒闭。“阴谋论”的看法在中国精英阶层中相当盛行,他们将国际压力解读为美国阻止中国崛起的一种战略。

这总体上表明了北京在外交上的对抗态度正在回潮。这也许跟中国如此紧密地参与到全球化进程当中是相互矛盾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官员在与世界其它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因为自己国家和个人的力量的上升而滋生傲慢。由于他们的傲慢而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负面反应,反过来又激起中国更多的愤怒。结合许多其他的重要因素,这种对抗态度和傲慢行为加剧了中国外交关系的诸多麻烦。这些麻烦,包括安全争端又回到了外交议程之中。2010年中国经历了很多和美国的纠纷,比如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达赖喇嘛访问华盛顿,以及关于人民币升值的争拗。但是,对于双方的互信最具破坏力的,还是在西太平洋地区潜在的地缘政治对抗。7月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南中国海的海洋领土争端中表态支持东南亚国家,中国很不高兴。 同一个月,华盛顿声明有意派遣航空母舰参加美国和南韩在黄海的联合军事演习,中国强烈反对。 然而,这两件事情,比起十一月份的朝鲜半岛危机,又不算什么了。这次危机由北韩炮击韩国引起,中国原则上是支持平壤的。 类似的直接对抗也发生在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强国之间。2010年9月,有关钓鱼岛的海上领土争端爆发。日本指控中国渔民策划了一起撞船事件。在日本方面释放这名中国渔民之前,两国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一度升级到了一个危险的程度。

结束语

对于中国来说,2010年也许是一个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事件但却甚为重要的一年。在经过了兴高采烈的2008年和2009年之后,经过了北京奥运、国庆阅兵、和政府巨额投资的喧嚣大潮之后,具有深层麻烦的种种事实开始浮出水面。这些事情展示了一个分裂的国家,在崛起中让人看到其肿胀的经济发展和弥漫的社会溃败。这个国家因其日益增长的外交力量而变得傲慢,同时又拒绝国际社会希望其承担更多责任的盛情。无论在现实层面还是在思考层面,围绕所谓“中国模式”,这个民族都被撕裂为一边是欢喜,一边是幻灭。胡锦涛领导层只有两年的在任时间了,期望其新政策能够有效地克服来自既得利益的阻力而求得更好质量的发展,那只能是幼稚的想法。当然,正如最近一次的中央全会在十月中旬所提出的,在中国的下一个五年计划中,领导层总要做点儿什么,即使不能减少各种社会紧张,至少也要努力缩小一点儿收入差距。但是,胡锦涛的所谓“科学发展观”,尽管将被载入下一个党章,其命运已经注定只是一个死亡了的口号。

(何南初译,吴国光校)

[作者校后记:本文原文为英文,原载《亚洲研究》第51卷第1期(2011年一至二月号),见Guoguang Wu, “China in 2010: Dilemmas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sian Survey 51:1 (January-February 2011), pp.18-32. 作者感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和《亚洲研究》(Asian Survey), 并感谢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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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关于旱灾,见网易新闻特别报道,

,2010年10月26日阅读;关于水灾,见雅虎新闻特别报道,,2010年10月26日阅读;关于舟曲泥石流,例见,《甘肃日报》,, 2010年9月8日刊登,同年10月1日阅读。

2 例见,人民网,,2010年7月5日刊登,同年10月5日阅读。

3 见新华网关于会议的专题报道,, 2010年10月5日阅读。

4 新华网, , 2010年2月27日刊登,同年10月5日阅读。

5 同上,,2010年8月4日刊登,同日阅读。

6 中国评论新闻网,?Coluid=93&kindid=2783&docid=101438505&mdate=0908005646>, 2010年9月8日刊登,同年9月25日阅读。

7 关于香港,见; 关于中国,见, 皆于2010年9月28日阅读。

8 财讯,, 2010年9月11日刊登,同年9月25日阅读。

9 同上。

10 新华网,,2010年9月14日刊登,同年9月25日阅读。

11 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网站, , 2010年8月3日刊登,同年10月5日阅读。

12 例见,同上,, 2010年4月19日刊登, 同年10月5日阅读。

13 新华网,, 2010年10月15日刊登并阅读。

14 这个数字来自于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见财经网, ,2010年9月6日刊登,同年10月15日阅读。

15 《法治新疆》,, 2010年9月15日刊登,同年10月27日阅读。

16 部分得到报道的这类悲剧发生在以下地方:福建南平,见网易新闻,, 2010年3月25日刊登;广西合浦,搜狐新闻,,2010年4月14日刊登;广东雷州,同上,,2010年4月30日刊登;江苏泰兴,网易新闻,, 2010年4月29日刊登;山东潍坊,新文化网,, 2010年5月1日刊登;陕西南郑,幼教中国网, , 2010年5月13日刊登。皆于2010年10月5日阅读。

17 同上。

18 见环球网专题,, 2010年10月5日浏览。富士康是一家设在深圳的台资企业,生产高科技电子产品,在过去八年里一直是中国在这个领域最大的出口商(见富士康官方网站,)。

19 同上。

20 中国开发区网,,2010年9月19日刊登,同年9月25日阅读。

21 人民网,, 2010年7月15日刊登,同年10月5日阅读。

22 同上,, 2010年8月20日刊登,同年10月5日阅读。

23 《凤凰周刊》(深圳),2010年8月5日。

24 财经网,, 2010年8月18日刊登并阅读。

25 网易新闻,, 2010年9月7日刊登,同年9月10日阅读。2009年12月,秦晓出版了一本书,将“现代性”与“现代化”区分开来(秦晓,《当代中国问题:现代化还是现代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现代化”,作为毛后时代的官方政策,被理解为是物质改善,而“现代性”则被诠释为全面的进步。这个基金会也资助了一个批判性评估“中国模式”的研究项目。见,2010年12月20日阅读。

26 温家宝关于胡耀邦的文章,见人民网,, 2010年4月5日刊登并阅读;他的深圳讲话,见新华网, , 2010年8月21日刊登并阅读。

27 CNN Asia-Pacific,<http://www.cnnasiapacific.com/press/en/content/601/, 2010年9月27日刊登并阅读。

28 例见,中国新闻网,, 2010年8月6日刊登,同年8月30日阅读。

29 中国网(这是中央政府的官方网站),, 2010年9月21日刊登,同年9月25日阅读。

30 关于中央的决定,见新华网,, 2010年9月6日刊登并阅读;关于四川立法议案,见《南方都市报》,2010年10月7日。

31 Douglas MacMillan, “Google’s Quixotic China Challenge” (谷歌的唐吉珂德式的中国挑战),

Bloomberg Business Week (布隆博格商业周刊),,2010年3月25日刊登,同年9月24日阅读。

32 同上。

33 同上。

34 凤凰网,, 2010年9月5日刊登,同年10月6日阅读。

35 人民网,,2010年9月7日刊登,同年9月25日阅读。

36 关于温的天津讲话,见新华网,, 2010年9月13日刊登,同年10月5日阅读;关于他的欧洲讲话,例子之一,同上, 2010年10月7日刊登并阅读。

37 例见,人民网对国家商务部一位政策专家的采访,这位专家将国际呼吁“中国担当经济责任”看成是“中国威胁”论的一个新版本, , 2010年7月27日刊登并阅读。

38 新华网,, 2010年10月7日刊登并阅读。

39 例见, 2010年10月11日阅读。

40 人民网,, 2010年7月26日阅读。

41 见Ian Johnson和Martin Fackler, “China Addresses Rising Korean Tensions,” (中国处理上升的朝鲜紧张局势)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 2010年11月26日刊登,2010年11月27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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