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徒入局

一直不關心曾蔭權的新內閣,一是沒有期望,二是對香港的政局早已絕望。不過,看到曾德成入局,還真是不吐不快。
 
有關六七暴動的歷史,記憶之中,我的中小學教育中,隻字不提。直至大二上小思老師的課,才第一次聽到一個較為詳細的版本,自此對六七、文革愈感興趣。來美之後,看了一些有關國共內戰的文章,才發現六七暴動其實不單是港英vs香港左派,還牽涉到國共內戰,美國在台海局勢的參與。近年,有關六七暴動的著作多了,例如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以英方解禁檔案為主而編成的《六七暴動秘辛》,還有就是前文匯報副總經理周奕的《香港左派鬥爭史》。這三本書都是我在零三年暑假回港時看過,當中以周老總的書看得較為詳細。
 
周老總是我媽媽的好朋友,我自小就認識他。他以前常到我家打麻雀。八九前後,他辭去報館的工作,之後過著退休生活,閒時拿著照相機去拍拍照,我跟他學了幾堂攝影課,跑過香港、九龍公園,拍過大會堂前的新婚夫婦,爬過獅子山,走到沙田吃乳鴿。現在香港房間床頭放著的「猴子」就是他的作品,我很喜歡。萬萬沒想到,他在03年出版了一本有關六七暴動的專書,而且還以「左派」為名。當時我馬上跟他說,噢!你們左派人士終於在香港光明正大!抬起頭啦?他說,那裡有。06年暑假回港,跟他去了左派人士基地的敦煌舊址現稱新都會飲茶,跟一大群老左人士聊天。不過,當天沒有談上六七,卻談到了三年零八個月——香港淪陷的歲月。原因是,他們正準備出版一本有關日本在香港的書。席間看到老人興高采烈,有幾個還以圍頭話交談,感覺他們跟我一向以為的「親共」、「老左」印象很不同,他們不像大陸那些「土共」的官僚,沒有我認為的「左派」官式語言。反之,他們就是一班老頑童,重要的是,他們對香港的認同很深,感情很重。
 
周老總常說,北京欠了香港左派一個交代,一個合理的評價。好了,現在曾德成入局,我想最大的可能就曾蔭權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不得不討好香港的左派;當然不排除香港左派給曾蔭權的壓力。至於是否跟中央政府有關,我持懷疑的態度。曾德成入局跟九七後董建華給六七暴動頭頭楊光大紫荊一樣,都是為了「平反」和肯定六七香港左派。不過,頒發一個勳章跟正式納入官僚差別還是很大。曾德成究竟是不是南非的孟德拉,這根本就是一個荒謬的類比。無論香港左派當天是如何「愛國」,香港英方如何視「愛國有罪」,六七暴動的成因絕對跟當時大陸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同出一轍。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一場性質如何的「革命」根本無需要爭辯,六七暴動正是「文化大革命」在香港進行的一場狂飆凶暴。當年的滋事份子,不少被英方以各種理由驅逐出境,部份如曾德成則被判入獄。坊間說他被判入獄的原因是在校內派發傳單,而香港的民主派一眾認為委任曾德成入閣不成問題,還有人認為曾德成被判入獄是殖民地對左派的不公平打壓,宣稱特區政府當應全面肯定當年左派「反英抗暴」的英雄事跡。
 
如何評價六七暴動,究竟跟這個特區政府有何關係?香港特區政府是九七年七月一日成立的,六七暴動是在這個政府成立的三十年前發生,當天執政的是大英帝國的殖民政府,決定平暴的是英國人,與今天的特區政府何干?人大委員長不是說了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來源於中央授權嗎?那今天的香港政府究竟跟六七年的英國政府有何關係?另一方面,香港左派當天的行動直接受命於北京政府,這在周老總的書得到證實。何謂北京政府?北京政府指的就是毛澤東,這也在一篇周老總的訪問中看到。要全面「平反」「肯定」六七香港左派的「貢獻」,責任全在中國共產黨身上,而非今天的特區政府。要真真正正平反這批擾亂香港治安的「暴徒」,應北上神州,向中共同志請求。且看看,中共會不會給你正面評價?當年專管港澳事務的廖承志被紅衛兵奪權,猜想他會感謝這批香港左派嗎?周恩來在英國駐北京辦事處同年八月被火燒毀後馬上向英方道歉,究竟誰是誰非還有爭論的餘地嗎?
 
這位紅色局長說:「1967年至今已經有40年,我想大家毋須這麼沉重,更值得的是要向前看……」一貫的中共官式語言,凡是叫我們「向前看」,我們就必需往後看。向前、往後看的前提都是基於對現在的不滿,都是想改變現在,展望將來。曾德成是如何成為一個根正苗紅的左派份子?為何在他出獄後,左派以「反英抗暴」英雄式列隊歡迎大事慶祝?他真的只是「派宣傳單張」這麼簡單嗎?他今天成為香港特區政府的民政事務局局長,是問責制的成員之一,則必須向香港市民交代清楚當年他的行為。究竟他在六七暴動是什麼角色?他有沒有參與組織六七暴動甚至有沒有直接參與整個暴動行為,他個人必須交代清楚。他個人是如何評價六七,他是如何評價自己曾參與的歷史,更是能否勝任局長必須面對的。他以「留有案底」身份升任局長,跟孟德拉反抗白人種族隔離主義是兩馬子的事,後者的正義獲得世人的肯定;可是曾德成等左派人士在六七暴動期間造成51人死亡、800多人受傷,他們如何面對死傷者的家屬?「愛國無罪」是逃避罪行的藉詞,雙手沾滿的鮮血是永遠不能抹掉的。
 
回歸十年,雙手沾滿鮮血的領導人已不再是北京政府的專利;曾德成以暴徒身份入局,開創了香港左派榮登政治權力的一大步。相信,這距離全面肯定六七暴動,以「反英抗暴」代之而起的香港新歷史論述已不遠。這較大陸漸漸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半公開式指向毛澤東為最終的負責人的立場背道而馳,香港人顛倒是非的能耐已大大超越我們的「祖國」!
 
 


 
六七暴動

「六七暴動」的非論述
2102 字
1999 年 8 月 26 日
信報
中文(繁體)
(c) 1999

  一九六七年的大暴動,是這幾十年來香港所經歷過最大規模的社會動亂。據香港官方的統計數字,這次暴動歷時四個月,造成五十一人死亡,八百多人受傷,五千多人被拘捕。另外,這次事件影響深遠,港英政府在七十年代初開始改變統治策略,著意收買人心,提出「香港是我家」的觀念,為香港人建立歸屬感。不少學者認為,香港人的本土意識便是從那時候開始慢慢建立起來的。毫無疑問,「六七暴動」在香港歷史中應該佔上一個十分重要的位置。

  不過,似乎香港政府和國內的學者都不願意多談「六七暴動」。前些時候,香港政府內原來應該到期解封的「六七暴動」資料,竟然遭無限期封存,不得參閱。箇中原因耐人尋味。另一方面,除了劉蜀永在香港出版的《簡明香港史》外,就我所見到國內出版的香港史裹,全都沒有片言隻語提及到「六七暴動」。這也沒有道理。

【是反殖還是極左?】

  本來,「六七暴動」是應該在國內的香港史中大書特書的。這些香港史要表達一種反殖反帝思想,將香港描述成為反殖反帝的基地,從而証明香港人怎樣地熱切企盼著回歸的來臨。從任何一個角度看,「六七暴動」都是一場反殖反帝的運動,甚至比十九世紀末新界吉慶圍的抗英行動更進一步,因為它是有意識的政治行為,且曾得到當時的中國政府的支持,正好配合香港史論述的反殖反帝思想。可是,吉慶圍的抗英行動在每一本香港史著中都佔上大量篇幅,得到高度讚揚,視為香港歷史中反殖反帝的典範事件,但「六七暴動」卻「見棄」於八、九十年代所書寫的香港歷史論述。為什麼會這樣?

  顯然,這種對「六七」的非論述,實際就是一種論述,充分反映出對論述者該事件的態度。我們不可能在這裹詳細分析「六七暴動」爆發的原因。簡單來說,香港當時社會充斥著不公平和不滿、勞工處境惡劣,都是香港在六十年代出現社會不安的因素。【註:在「六七暴動」以前,一九六六年便出現了蘇守忠抗議天星小輪提高輪渡票價、導致示威及暴動的事件。《簡明香港史》也是我所見到唯一交代這事件的國內香港史(劉蜀永 1998:274-275)】事實上,在「六七暴動」爆發前一年,蘇守忠抗議天星小輪加價而引起騷亂的事件,已充分顯示當時香港社會的不穩定及張力。不過,引發「六七暴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影響。今天我們可以確定:「六七暴動」跟中國當時的政治形勢有密切關係—那時候,「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是一個極左路線的火紅年代,當時香港的暴動,便獲得過大陸極左政權的支持,中國外交部甚至曾經向英國政府提出「最緊急、最強硬的抗議」,而新界邊境地區便出現過大陸人過境滋擾的事件。此外,在香港參與暴動的都是「左派」—親中—人士,他們遊行示威時都手持《毛澤東語錄》。正如上面所說,本來,這是明確的反英反殖的活動。可是,正由於「六七暴動」跟中國當代政治直接扯上關係,它在香港歷史的位置便變得複雜。

  首先,直到今天為止,國內的歷史論說對「文革」的評價還是含糊的。雖然他們已否定了「文革」的極左思想,並把一切罪孽推在萬惡的「四人幫」身上,但對於這極左思想的根源、毛澤東在「文革」的角色,「四人幫」能夠把持朝政的原因,以及中共黨內最高層的政治鬥爭等一些被認為是敏感的問題,他們都沒法進行徹底的清算及全面的評價,以致巴金多年倡議要建立一座「文化大革命博物館」來展示歷史,警醒世人的願望,始終沒法實現,最後只能以在香港出版一本大型畫冊的形式來落實;而且,除了嚴家其那本被禁制的《「文革」十年史》外,國內迄今為止還沒有出現過一本認真討論「文革」的高水平專書。

  在這情形下,香港的「六七暴動」便有難言之隱:一方面是英勇的反英抗暴的反殖反帝運動,但另一方面卻跟受到批判的「文革」極左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這便構成了論述上的困難:究竟是反殖還是極左?由此而引申出來的是:反殖是不是極左?這是一個不好處理的問題,原因是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六七暴動」期間大部分香港人的心態。

【韋小寶的抉擇】

  誠然,從民族主義的角度看,香港市民理應支持暴動人士的反英反殖行動的。但另一方面,對於一直過著相對地穩定的生活的香港人來說,社會動亂以及苛刻的暴政是不能接受的。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這次暴動令人們第一次感到面前放著「我是誰」這樣的一個問題,很多人被迫要選擇自己到底是香港人還是共產主義下的中國人。對大部分的香港居民—當中不少是因為逃避大陸的政權而來到香港的—來說,這場暴動跟當時的中共極左政權的密切關係,是他們所無法接受的,特別是他們不少親人在國內的諸多政治運動中受盡苦難折磨,更令他們不寒而慄。因此,他們不可能認同暴動人士的激烈行動,尤其是在後期出現的炸彈浪潮,往往錯殺良民,更是大失民心,結果,絕大部分香港人選擇支持由英國人主持的殖民地政府。

  正如歷史學家楊以龍所分析,在一九六七年的暴動裹,香港居民第一次認定港英政府是他們「自己」的政府,絕大部份人都不認同親中「暴徒」的行徑。這是一個具有深遠意義、且諷刺性濃烈的轉變,一場反殖的運動竟然變成了驅使人們支持殖民政府的因素。其實,這道理也不難理解,《鹿鼎記》裹的韋小寶不是也面對這樣的難題:當康熙皇帝比大明天子更好的時候,還要「反清復明」嗎?

【沉重的包袱】

  由此,我們便更能夠明白為什麼「六七暴動」不見於絕大部分的香港史了。其實,這事例正好充分反映出中國大陸編寫香港歷史的先天性局限:一切論述必須應和中國自身現當代的大歷史論述。可是,對於香港歷史本身來說,「六七暴動」的消失,毫無疑問是一個嚴重的遺憾,尤其是我們在前文已指出過,這場暴動為香港的政治和社會帶來非常深遠的影響,而港英政府也極不願意把事件的真相展露出來。

  當然,類似的事例還有很多:一九八九年數以百萬計的香港人上街遊行支持北京學生民主運動、八十年代以來以一雙腿來為香港未來投下不信任票的大移民潮……。看來,某些歷史事件是非常沉重的包袱。

(c) 信報有限公司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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