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開花”───懷念巴金

巴金,原名原名李堯棠,字芾甘。

1904/11/25 ~ 2005/10/17 (7:06pm) 

老人終於去了,沒有特別的哀傷,已經一百有一歲了。「長壽不是一件好事,是一種痛苦」,想起了宋美齡,好像她也說過類似的話。

 

老人最後的幾年基本上不是為自已而活著,是國家要他活著,國家要他當「人民作家」,他不當也要當。據說,老人要求「安樂死」,可國家不讓他「安樂死」。

 

老人活著的時候,喊著要建「文革博物館」,懺悔一代人對國家造成的災難。可是,國家為他建了一棟空而無蕩的「文學博物館」。看上去,只差一字呀!(全名好像叫中國現代文學博物館)。

 

老人的願望最後由香港富商李嘉城達成了,可「文革博物館」不在北京,而在李超人的在老家汕頭。一個特別經濟區,無論在任何一個領域都不出眾的地方。大概懂得「汕頭」這個地方的人不多,估計爆光率最高就是諾貝爾得奬者楊震寕跟小妻子婚訊傳出的時候。

 

老人曾經到過香港,小思老師說過很多次,讓我忘不了老人跟香港有點關係,而且是中大中文系。現在唯一的期朌是看到小思老師為老人寫的悼文。

 

 

 巴金的星空 中國的土地/文﹕馬家輝

明報  2005/10/18

 

      巴金老人沒上過太空,但太空上面有一顆「巴金星」。

 「巴金星」是一顆小行星,被中國天文學家發現於1997年11月25日,那一年那一天,正是巴金老人的93歲誕辰。 兩年後,為了彰顯巴金在文學上的貢獻與成就,中國政府決定把這顆編號為8315的小行星命名為「巴金星」,並於人民大會堂舉行隆重的命名儀式﹔這是一樁值得高興的文學盛事,或許唯一令人稍稍感到掃興和突兀的是,命名儀式由政治掛帥的中共中央統戰部主責籌備。

 對於以名為星,巴金老人清楚知悉並且欣然接受,他當時已經臥病在,但頭腦依然清醒,仍然可以讀新出版的書、可以背誦魯迅的詩,也可以每天看一兩個鐘頭的電視劇﹔巴金一直擁有生命力,從少年到老年,他都在深深期盼看見中國的天空星光燦爛。

 中國的小孩子都讀過巴金的文章,中學生要讀《家.春.秋》的節錄選段,小學五年級的中文課本裏也有一篇叫做〈繁星〉的短文,由巴金寫成於1927年,那時候的他仍然名叫李堯棠,23歲,從上海出發搭船遠赴巴黎遊學,輕簡的行囊裏放一本輕簡的詩集,書名《繁星》,作者冰心,出版於1922年。那年頭的冰心作品是「流行文學」,年輕人都愛讀,並經常噙淚水反覆朗誦,《繁星》詩集裏有這樣的一則六行小品﹕「繁星閃爍/深藍的太空,/何曾聽得見它們對話﹖/沉默中,/微光裏,/它們深深的互相頌讚了。」

 可能是受了冰心的啟發,李堯棠在顛簸的船上寫下了對於繁星的聯想,其中有這麼一段﹕「在海上,每晚和繁星相對,我把它們認得很熟了。我躺在艙面上,仰望天空。深藍色的天空裏懸無數半明半昧的星。船在動,星也在動,它們是這樣低,真是搖搖欲墜呢﹗漸漸地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好像看見無數螢火蟲在我的周圍飛舞。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是靜寂的,是夢幻的。我望那許多認識的星,我彷彿看見它們在對我霎眼,我彷彿聽見它們在小聲說話。這時我忘記了一切。在星的懷抱中我微笑,我沉睡。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小孩子,現在睡在母親的懷裏了。有一夜,那個在哥倫波上船的英國人指給我看天上的巨人。他用手指﹕那四顆明亮的星是頭,下面的幾顆是身子,這幾顆是手,那幾顆是腿和腳,還有三顆星是腰帶。經他這一番指點,我果然看清楚了那個天上的巨人,看,那個巨人還在跑呢﹗」

 如同冰心的《繁星》感動了巴金,巴金的〈繁星〉感動了無數的更年輕的中國新生代,一位小學生便曾在巴金百歲誕辰那年寫了一封他已無法張眼讀到的賀壽信,指道「我們都是生活在城市裏的孩子,城市的高樓大廈和夜晚的燈光把星星都給遮住了,看不到密密麻麻的繁星。但是讀〈繁星〉,我們好像身臨其境,彷彿看見繁星圍我們飛舞,它們好像要邀請我們去星空作客。」

 繁星之於巴金作品,其實是一個非常恰當的象徵比喻,絕不止於感動孩子。提筆70年,從奮寫《激流三部曲》到經營《愛情三部曲》,從創作《寒夜》到雕刻《憩園》,從開書店到開出版社,以至於文革過後推出一部連一部的《真話集》和《隨想錄》,巴金先生念茲在茲者無非提醒中國讀者,在眼前的醜陋現實以外,尚有一個看不見的浪漫人間,在其中,繁星點點、亮光爍爍,值得我們傾心以寄,而也正因我們敢於懷抱浪漫,才會懂得對周遭的醜陋有所不滿、不甘、不屑,由之付出時間和精力去批判、奮鬥、追求﹔正因我們擁有逐星的夢想,腳下的土地才有漸趨充實潔淨的可能。巴金以書紙為穹蒼、以筆墨鋪星圖,或沉靜或激昂地召喚他的中國讀者抬頭望天,並且對天許願,願頌中國人都能夠說真話、享清平。

 巴金先生昨晚病逝了。如何紀念這位在時代苦難裏不忘仰頸看星的中國文學家﹖僅以其名冠於行星,顯然不夠﹔僅組織排山倒海的追悼文章和紀念活動,亦是不足。中國政府最應該做的是圓滿巴金老人的多年願望,認認真真地開建一座「中國文革博物館」,讓當代以及後世的所有中國人皆能透過回望黑暗的災難而期盼光明的未來﹔中國人總算上了太空真實的星星,據說由此已經「擁有了大國的尊嚴」,那就更應該有信心回頭正視自己的過去。

 「在廣闊的星空下面,挖座墳墓讓我安眠﹔我樂於生也樂於死,我的死是出於自願。」英國詩人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 在《安魂曲》裏以此起首。文曲流逝,星斗飛移,巴金先生此時此刻恐怕正坐在天上,和他的「巴金星」一起俯視北京,因有感於中國人到了上太空的年代仍然無法暢所欲言而眨眼睛、流眼淚。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文化 南方日報

昨日傍晚,一代文學巨匠巴金走完了他的人生路。巴金的離去,象徵著中國現當代文學一個時代的終結,他留給我們的,不僅是《家》、《春》、《秋》和《隨想錄》這些傳世之作,更有他的巨大精神財富。有評論認為,巴金象徵了中國人的“求真意志”和“懺悔精神”,為20世紀中國精神史奠定了新的高度;巴金代表了中國人“說真話”的勇氣,是極少數遭遇“文革”後沒有以“受害人”身份一味譴責那個時代的作家,是極少數“直面自我”、“真誠懺悔”的偉大思想者。可以說,這就是我們真誠懷念巴金的全部理由。

—編者

 

文潔若(蕭乾夫人、作家、翻譯家):

 

在現代文學上, 巴金僅次於魯迅

 

我剛剛出版了一本叫《倆老頭》的書,是寫蕭乾和巴老的交往。出版還沒到一個月,巴老就走了,讓我感到心痛。巴老留給我們的,是豐富的文學財富和高潔的人格魅力。我認為,巴老在現代文學上的成就應該是僅次於魯迅的。為什麼這麼說呢,你看他寫的《隨想錄》,體現的是知識分子敢於懺悔、自省和否定自己的真誠、勇敢。這本書在巴老的一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不僅體現了他的高風亮節,也使他的文學成就達到了新的高峰。

 

巴金改變了蕭乾的命運

 

巴金從小就很寂寞,這也許跟他從小失去母愛有關。像巴金一樣,蕭乾也自小失去了母親。經歷的相似,讓他和巴老很談得來。1954年,我和蕭乾結婚,那陣子蕭乾不是很得意,在政治上遇到了一些問題。一批趨炎附勢的人都不敢理睬蕭乾,但巴老每次到北京來都叫上我們一起吃飯。

 

1957年,周總理在紫光閣接見文藝界人士,也給蕭乾發了請柬。蕭乾找到劉白羽說,我寫的文章受了批判,能去參加這個活動嗎?劉白羽說,總理請你去,你怎麼能不去?開會那天,蕭乾很長時間一個人坐在邊上,沒有人敢和他說話,更沒有人敢和他坐在一起。但是巴金一進來就坐在他旁邊,還和他聊天,讓他好好檢查,好好面向未來。後來總理問,巴金來了嗎?巴老才離開他。這件事情給蕭乾的印象特別深,在後來痛苦的22年裡給了他很大的安慰。

 

改革開放以後,蕭乾和巴金的關係更加密切了,有很多次單獨接觸的機會。1978年3月9日,我們和巴金約在前門飯店吃飯,一起來的還有馬紹彌,他是已故作家馬宗融的兒子。我們當時覺得他們特別親密,後來,我們碰到馬紹彌的姐姐馬小彌才問起怎麼回事。馬小彌介紹說,他們很小的時候父母就先後去世了,1948年他們成為孤兒時,馬紹彌只有9歲。巴金直接從追悼會上把他們接回家,一直把他們當自己的孩子撫養大。這件事好多年都沒有透露過,在巴金和夫人蕭珊的通信集里也從沒有談到這件事。

 

巴金還主持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出版了很多作家優秀的作品。這期間巴金幫蕭乾出過一本《南德的暮秋》,是蕭乾在國外時零零星星發表在大公報上的作品。蕭乾在國外生活比較飄蕩,他自己也不大在意,很多作品都失散了。這本《南德的暮秋》中,很多篇目都是巴金幫蕭乾從大公報上剪下來,幫蕭乾收集起來的。

 

應設立“魯迅日”和“巴金日”

 

我覺得,假若巴金不認識蕭乾,巴金還是巴金,但假若蕭乾不認識巴金,就不一樣了。蕭乾去過綏遠兩次。第一次去,他只看見那裡的風景優美;認識巴金後再去的時候,他就注意到了人民的疾苦。所以,如果蕭乾不認識巴金,也許會走沈從文、汪曾祺的路。

 

1997年,“第四屆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蘇州召開,蕭乾在病房里用鉛筆為研討會寫去賀詞。賀詞是這麼寫的:“我一生最大的幸運之一,是在30年代初在北平海甸結識了巴金,70年來一直保持友誼。如果不是這樣,我一生會走更多的彎路。沈從文教我怎樣寫文章,巴金教我如何做人。可惜我不是個及格的學生,一想到他,我就慚愧,感激。”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在上海逝世。現在巴老也去了,只相隔兩天時間。這讓我感覺,現代文學的傳承也在漸漸模糊。當代有些作家太浮躁,他們的作品我怎麼也看不下去。我曾寫文章說,中國應當設立“魯迅日”和“巴金日”,舉辦各種活動,來紀念我們的前輩,延續現代文學的優秀傳統。

 

採寫:本報記者蒲荔子

 

巴金語錄 關於人生

我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愛憎消耗乾淨,然後問心無愧地離開人世。這對我是莫大的幸福,我稱之為“生命的開花”。

 

關於文學

我寫小說從沒有思考過創作方法、表現手法和技巧等等問題。我想來想去,想的只是一個問題:怎樣讓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樣做一個更好的人,怎樣對讀者有幫助,對社會、對人民有貢獻。

 

關於《隨想錄》

這是一筆心靈上的欠債,我必須早日還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寫吧,寫吧。好像有一個聲音經常在我耳邊叫。我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了,我不願意空著雙手離開人世,我要寫,我決不停止我的筆,讓它點燃火狠狠地燒我自己,到了我燒成灰燼的時候,我的愛,我的恨也不會在人間消 失。

南方都市報    2005-10-18

這是一筆心靈上的欠債,我必須早早還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了,我不願意空著雙手離開人世,我要寫,我絕不停止我的筆,讓它點燃火狠狠地燒我自己,到了我燒成灰燼的時候,我的愛,我的恨也不會在人間消失。—巴金

 

巴金從遙遠而古舊、混亂又充滿希望的1904年走來,中國現當代史上最悲的悲劇、最長的悲劇,他都親眼目睹過、親身受害過、親自懺悔過,“我不是戰士!我能夠活到今天,並非由於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個真理:任何夢都是會醒的。”夢醒後,巴金的晚年,一直在為“歷史悲劇不再重演”的目標而努力。

 

因為有巴金,我們並不怯懦。巴金曾經說:“長壽不是一件好事,是一種痛苦。”這是基於對自身的內省、反思,乃至懺悔,才有如此深重的痛苦。但對於精神貧弱的中國來講,巴金的在,是我們精神的慰藉,是精神叛逆的盾牌,是刺痛知識分子的矛戟;巴金的去,必將為這個貧賤而困乏的時代增添新的創傷與劇痛。

 

1949年以前的巴金,用文學的方式對人性、對制度提出了拷問,併因此備受內心的折磨。而1978年以後的巴金,是作為極為重要的中國思想家而被世人尊敬的巴金。他以他自己的方式提醒國人千萬要牢記:懺悔是一個民族最重要的品質,沒有懺悔意識的民族,將會不斷上演各種歷史悲劇。1978年以後的巴金,從“掘墓人”的精神迷夢中醒來,意識到任何人都沒有拷問、審判他人的權利,唯有自己對自己的靈魂審判、精神反省纔是最真實、最可靠、最有意義的。自我的救贖意識與自我的拷問勇氣,是晚年巴金留給當代中國最大的精神財富與精神動力,當然,懺悔也使巴金完成了由文學家到思想家的內在的、自在的轉換與升華。

 

巴金晚年最為重要的作品《隨想錄》,正是從1978年12月開始動筆,隨之,開始了對自己長久的身心折磨。面對歷史悲劇,有的人選擇永久沉默,有的人無法死而復生,像巴金這樣,肯為心靈負債、還債的知識分子,是少之又少。巴金經歷過了那麼多厚重而苦難的歷史,以“文革”給他身心造成的創傷最重,也許正因為此,才有《隨想錄》等作品的深刻反思,他關於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館的提議更是震動中國思想界。

 

倡導建立“文革”博物館,正是巴金對當代史最卓越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巴金是當代中國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第一人。

 

巴金,他經歷了所有的中國式苦難與歡欣,他看清了中國悲劇的根源所在,他為國人提供了一種值得尊敬的活著的方式。晚年的巴金,留下了《隨想錄》、《再思錄》等傑出的思想結晶,為當代中國刻下了最為丰美的思想力與行動力。

 

索爾仁尼琴曾經說過:“一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重。”巴金走了,我們失去了一顆珍貴而不可復得的歷史良心、社會良心、思想良心。惟有傳承他誠實、勇敢、堅強的品質,惟有記住他永遠的、眾所周知的“痛”與“夢”,惟有“講真話,掏出自己的心”,才有可能讓歷史悲劇不再重演,才有可能增添我們繼續生存的勇氣—這也是我們懷念他的最好方式。

 

□胡傳吉

 

痛定思痛的 自我懺悔

 

巴金自1978年底在香港《大公報》開闢《隨想錄》專欄,從1978年12月1日寫下第一篇《談〈望鄉〉》到1986年8月20日寫完最後一篇即第150篇《懷念胡風》(陸續以每30篇編為一集,共出五集,依次為《隨想錄》、《探索集》、《真話集》、《病中集》和《無題集》),其間歷時8年。寫完這部全長42萬字的散文巨著,對於年屆八旬的巴金來說,不僅意味著工作的艱辛,它還更是一次老人對自己心靈的無情拷問,是一次伴隨著內心巨大衝突而逐漸深入的痛定思痛的自我懺悔。

 

巴金寫《隨想錄》的出發點非常明確,就是要對“文化大革命”作出個人的反省。

 

當巴金以割裂傷口的勇氣揭示出這一切潛隱在個人和民族災難之下的深在內容時,他其實也完成了對自己和對整個知識分子群體背叛“五四”精神的批判。而《隨想錄》真正給人以力量和鼓舞的所在,便是它由作為知識分子的懺悔而重新提出了知識分子應該堅守的良知和責任,重新倡導了對“五四”精神的回歸。

 

摘自《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

 

回歸曾經的 思想軌道

 

2003年12月上旬,近13萬字的《再思錄》(增補本)出版,該書搜集了巴金《隨想錄》之後十多年的重要創作,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巴金思想歷程的記錄。

 

《再思錄》(增補本)里,收入了非常重要的幾篇巴金懷念老友的文章,比如說,《懷念曹禺》、《懷念振鐸》,其中《懷念振鐸》屬於未完篇,是根據手稿首次收入集子;另外一部分內容,就是巴老為十卷本《巴金譯文全集》每卷所寫的代跋,還有一篇《告別讀者》。這十篇代跋回顧了他從事翻譯的歷程,等於是給自己的思想歷程進行了一次清理。

 

《再思錄》還包括巴金懷念從前的朋友吳克剛、衛惠林等人的短文,巴金說,他們在他的成長中,給了他巨大的影響,這在以前是不大說的;早年的信仰,一直是他忌諱的,現在他明確地說了出來,似乎正在逐漸地開始整理自己的內心、回歸青年時代的思想軌道。

 

另外,《再思錄》延續了巴金對“文革”的反思話題,只是這種話題不再通過具體事例來反思,而是越來越抽象。“文革”在這裡不僅僅是一個具體的事件,而且是一種人類的傷痛,是人性的大檢驗,是人類社會某種特殊狀態的預示。他沒有強求大家反思,而是首先從自己剖析,他一直在進行道德自問:我沒有講真話,我對不起朋友……周立民

 

巴金晚年有兩個心願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巴金幾乎每年春末夏初都要到杭州西子湖畔去療養一個時期,直到1999年春節前後,因疾病加重,無法離開上海華東醫院,從此再也不曾去過杭州。

 

患帕金森氏病著文靠口述

 

完成《隨想錄》150多篇寫作後,巴金仍不曾放下他那堅強的筆桿,他在90歲(1994年)以後身體確實越來越顯得衰老了,他那老年性慢性支氣管炎更加嚴重,“文革”結束後不久就患上的帕金森氏病也使他行動受到影響,他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還可以站在特製的圈車里走動,而現在只好坐在輪椅上過日子;每天幾乎有一半時間還是躺在床上。

 

近1000萬字的《巴金全集》在1994年春末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全部出版。之後,巴金過了90歲生日,開始編輯出版《巴金譯文全集》。三年以後,1997年10月,巴金把剛出版不久的《巴金譯文全集》精裝本十卷,在杭州西子湖畔贈給前來送行的黃源,對方淚水盈眶。

 

那時帕金森氏病已使巴金很難自己握筆,寫成一篇完整的文章。《巴金譯文全集》中的代跋,不少篇章是靠巴金口述,由李小林記錄,然後由巴金修改定稿的。

 

“一個老人”捐款賑災

 

1999年以前,他每天傍晚總是收聽收看電視廣播節目。除了把所有重版書稿費一律匯向中國現代文學館外,他還把新寫文章的稿費也積聚起來,不時捐獻給發生洪、澇或地震的災區人民,他一看到災區受困,就請上海作協的陸正偉送去一份併不留自己名字的捐款,連1998年4月第四屆“上海文學藝術獎”他獲“傑出貢獻獎”得到的一筆巨款,也用“一個老人”的名義捐給了災區。同時他還十分關心貧困地區的教育事業,他幾乎每年都給“希望工程”辦公室捐款幾千元或幾萬元。

 

巴金晚年有兩大心願,一是建立現代文學館,一是建立“文革”博物館,前者實現了,後者落空了。但他繼續向有關單位捐贈藏書。1997年5月6日下午,他還破例走出家門,到上海圖書館觀看即將舉行開幕禮的新館。他過去已給上圖捐贈過7000冊外文書籍,這次又請姪外孫李舒在家里為他整理出4000多本珍藏的外文圖書。在上圖工作多年的肖斌如說,那天巴金由小林、小棠陪伴著坐汽車來到淮海中路上海圖書館知識廣場,停車後,從車內出來,坐上輪椅。館長馬遠良上前向老人家獻花,表示歡迎。巴金說:“我是一個中國作家,應該為我們國家的圖書館作點貢獻。”……這次出行,也許可以說是巴金最後一次對外單位的訪問。

 

冰心、蕭乾辭世巴老不知

 

1999年春節前幾天,巴金的健康進一步惡化,突然發高燒,患上肺炎,華東醫院醫師立刻把他轉到重症監護病室進行搶救,因痰塞呼吸道,不得不把氣管切開—從此,巴金再也無法說話,在手術治療過程中,因防細菌感染,醫院嚴格規定除了家屬和護理人員,謝絕一切客人前去訪問,連平時至少每周都要去探訪一次的胞弟李濟生,也是直到三個月後,險情過去病人重返正式病房,才准許他前去看望。

 

在1999年新年,巴金和冰心、蕭乾等相約共迎新千年到來,但冰心、蕭乾兩位老人臨時撒手歸去。這件事巴金並不知道,誰也不想告訴他,怕影響他的健康。他在動手術前,曾想請家屬用手機與冰心通話,家屬只好推說醫院與外地通電話有困難,這件事才打發過去了。

 

摘自《巴金傳》2003年12月重版本

 

追思巴金

“他一輩子都為改變人類命運而奮鬥”

 

我當然希望巴老能再長壽點,但對他本人來說,那是非常痛苦的。活到今天,他已經是人瑞了,他的影響也會越來越大。

 

巴老的《寒夜》是爐火純青的作品,在世界文壇上有一席之地。但是蕭乾認為,《隨想錄》更了不起,比《家春秋》還要了不起,《家春秋》只是批判封建主義的,這一點很多現代文學作品都做到了,《隨想錄》還要更高!

我個人認為,現代文學史上,魯迅之後成就最高的是巴金了。巴老一輩子都為改變人類命運而奮鬥,他對自己的要求很低,一輩子都只拿稿費,沒有太多的需求。

 

文潔若(翻譯家,作家蕭乾的夫人,巴金的朋友)

“他總是強調講真話,強調反思”

 

巴老總是強調說真話,強調反思,尤其是他晚年在《隨想錄》談到知識分子的良心,是其最偉大之處。對我而言,感觸最深的還是他對年輕人的幫助與提攜。

 

在與巴老的交往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寫作的執著。一直到90歲他還在寫作,他的一生都和寫作聯繫在一起。

 

趙長天(上海市作協副主席)

 

“他的去世,宣告了一個文學時代的結束”

巴金的去世,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意味著從上個世紀30年代開創的現代文學偉大傳統的確已經成為“歷史”,成為“傳統”。很長一段時間內,巴金是我們與這個文學傳統一個活生生的聯繫。巴金的逝世,宣告的是一個文學時代的結束,給我們提供了真正反思的機會。

 

李敬澤(文學評論家)

“他總是關心寫作本身”

 

盡管巴老活了102歲,但聽到他逝世的消息我仍然很悲痛。他的去世是中國文壇的重大損失。我和巴老的交往始於上世紀90年代,每年逢年過節以及他外出療養的時候,我總會去看望他。他見到我一向是問“寫些啥子”,總是關心寫作本身。有時我也會給他講當今文壇上的一些現象,或是一些花絮事,他便說“要團結”,擔心我把精力放在寫作之外。

 

葉辛(上海市作協副主席)

 

本報記者李懷宇陳櫻田志凌黃兆暉

巴金年表

◎1950年(46歲)到波蘭華沙參加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

◎1952年(48歲)率領17位文學藝術工作者組成的全國文聯赴朝創作組到朝鮮前線體驗戰地生活。結集出版《生活在英雄們中間》。

◎1953年(49歲)再度赴朝。

◎1954(50歲)從朝鮮返回上海。集成訪朝的第二本通訊報告文學集《保衛和平的人們》。

◎1955年(51歲)發表文章參加批判“胡風反黨集團”。

◎1957年(53歲)5月,開始編輯《巴金文集》。7月,《收穫》創刊,巴金、靳以任主編。

◎1958年(54歲)2月,響應“大躍進”號召,制訂個人創作規劃。

◎1959年(55歲)與蕭珊合譯的《屠格涅夫短篇小說集》出版。

◎1960年(56歲)當選為中國文聯副主席和中國作協副主席。

◎1961年(57歲)寫作短篇小說《團圓》,1964年被改編成電影《英雄兒女》。

◎1962年(58歲)《巴金文集》第十四卷出版,至此文集全部出齊。

◎1966年(62歲)“文化大革命”開始。被關進“牛棚”。

◎1972年(68歲)蕭珊病逝。

◎1974年(70歲)開始翻譯赫爾岑的回憶錄《往事與隨想》。

◎1976年(72歲)“文革”結束。重新開始散文和短篇小說創作。

◎1978年(74歲)開始為香港《大公報》寫作《隨想錄》。

◎1981年(77歲)當選為中國作協主席。主持討論了籌建中國現代文學館。

◎1982年(78歲)意大利卡森蒂諾文學、藝術、科學、經濟研究院授予“但丁國際獎”。

◎1983年(79歲)法國政府授予“法國榮譽軍團指揮官勳章”,正在上海訪問的法國總統密特朗親自為其授獎。

◎1984年(80歲)香港中文大學授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1985年(81歲)美國文化藝術學院授予名譽院士稱號。

◎1986年(82歲)《巴金全集》(共26卷)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至1994年出齊。

◎1990年(86歲)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授予“人民友誼勳章”。日本首屆“福岡亞洲文化獎”授予特別獎。

◎1993年(89歲)意大利“蒙得羅國際文學獎”授予特別獎。

◎1995年(91歲)7月,《再思錄》由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

◎1997年(92歲)《巴金譯文全集》出版。

◎2003年喜度百歲壽誕,國務院授予“人民文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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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sponses to “生命的開花”───懷念巴金

  1. Genie says:

    好有特色。。。汗。。自卑下。最上面的那个童话是怎么插入的啊

  2. sijie says:

    好长啊~~同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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